專家認為落實“雙減”必須啃下中高考改革這塊“硬骨頭”

這個寒假讓就讀于北京市西城區某小學的四年級學生周澤感到“很不一樣”，以往假期里被排得滿滿的課外培訓班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最喜歡的體育運動。老師留的假期作業也不再是機械性地做題，而是變為閱讀一本好書、和家長一起觀看冬奧會……

作為“雙減”政策實施后的首個寒假，學生們一改以往“在家趕作業、輾轉輔導班”的高壓模式，迎來了更為輕松充實的假期生活。但面對首個“無學科培訓寒假”，不少家長則顯得有些手足無措。

“‘雙減’政策下，對學生、家長和學校而言都是不一樣的體驗。”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近日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伴隨“雙減”政策的推進，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將迎來變革，這個寒假是觀察“雙減”成效的一個重要窗口，在發現問題的同時也要聽取各方合理訴求，尊重教育規律，讓“雙減”真正落到實處。

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

提起2021年的教育熱詞，絕對非“雙減”莫屬。

“雙減”的概念，來自2021年7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意見)。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看來，“雙減”明面上是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實則也是為了緩解家長長期存在的教育焦慮、減輕家庭教育支出。

長期以來，在家長“不輸在起跑線上”的育兒焦慮和校外培訓機構的“推波助瀾”下，寒暑假基本淪為學生的“第三學期”，很多學生的假期生活大多奔走在各個培訓班之間，學生疲憊不堪，家長壓力山大。

對此，“雙減”意見直接劃出紅線——要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保護法有關規定，校外培訓機構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

除此之外，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嚴禁超標超前培訓;禁止以虛假折扣、虛假宣傳等方式進行不正當競爭等規定，也被業內評價為是對校外培訓機構的“精準打擊”。

其實，早在2018年，國家就開始了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2018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開啟了一場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行動。但校外培訓機構的超標培訓、虛假宣傳、退費難等問題依然屢禁不止。

儲朝暉注意到，與2018年針對校外培訓機構開展的治理不同，“雙減”意見在提出規范校外培訓的同時，提出了要提高學校教學質量的目標，在這個目標中明確提出要讓學生的學習回歸校園主陣地。

“這是‘雙減’政策的最大亮點，內外兼顧，規范校外培訓機構與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同步推進。”儲朝暉指出，“雙減”是一場持久的陣地戰，厘清其主旨與邊界才能有效落實。

非學科類培訓日漸火熱

“雙減”政策的效果尚需實踐來驗證，但目前一個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校外學科類培訓班在這個寒假“消停”了。

在今年寒假來臨前，教育部印發通知部署各地教育部門認真做好寒假期間“雙減”工作，強調要嚴查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違規開班等問題。

然而，與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涼涼”相比，非學科類培訓則日漸火熱。記者調查后發現，“雙減”政策下，不少家長依舊不愿“躺平”，選擇在假期給孩子報體育、美術、舞蹈等非學科類培訓班，這背后暴露出的則是一些家長面對“無培訓節假日”的焦慮與無措。

家住北京市豐臺區的張秀萍原本想利用這個寒假給剛上初一的孩子“打打基礎”，但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停業”加上學校老師反復重申禁止假期補課的“禁令”讓她意識到正規渠道走不通了，只能選擇“私教”“小班教學”等“野路子”。

但接連咨詢了幾位“毛遂自薦”的教師后，出于費用和害怕被查等方面的考慮，張秀萍還是放棄了。最終，在假期里給孩子報了游泳課和書法課。

與張秀萍相比，初二學生家長劉娜娜則堅決“將補課進行到底”，通過聯系孩子以前培訓班的老師，采用“家教”方式為孩子進行一對一補課。

雖然知道這種做法是違規的，但劉娜娜也很無奈，孩子偏科嚴重，數學不好，自己也無法輔導，只有在時間充裕的假期補課，“作為家長，理解‘雙減’是在為學生減負，也很支持，但畢竟中考升學還是需要考試來決定，不敢完全放棄學科補習”。

劉娜娜的焦慮也代表了一部分家長，記者隨機采訪了8名中小學生家長，其中有6人都表示曾在以前的假期中為孩子報學科類培訓班，這個寒假，雖然僅有劉娜娜一人繼續選擇給孩子“補文化課”，但另外5名家長也都給孩子報了美術、體育等培訓班。

需家庭學校合力推進

對于“雙減”后家長們的焦慮，北京市大興區某小學數學教師梁旭深有體會。今年寒假，學校響應“雙減”政策，不留筆頭作業，取而代之的是讓學生閱讀書籍、親子互動等多種形式的彈性作業。同時，給家長們重申了禁止假期給學生報班補習文化課的要求。

對此，多數家長比較支持，但也有家長擔心既沒有筆頭作業，也不能上培訓班會讓孩子在假期徹底“放飛”，不利于開學后盡快投入學習。

“‘雙減’的有效執行需要學校教育方式和家長意識的轉變。”梁旭指出，“雙減”后，學校在教學課程內容上進行了調整，更強調課堂效率，力圖讓學生在課堂上理解并解決學習中的問題，所以從某種程度而言，學生在上課時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在課后和假期則應該注重學生其他領域的培養，這給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學校和家庭配合是做好家庭教育的關鍵，在‘雙減’和‘依法帶娃’的時代，學校應當承擔起宣傳指導的責任。”儲朝暉認為，中小學校應考慮建立家長學校，指導家長科學進行家庭教育，同時要正確宣傳“雙減”的意義，讓家長認識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學生綜合素質發展的必要性，而不是像某些地方簡單地要求學生簽署所謂的拒絕參加學科類培訓承諾書，這種方式并不能真正杜絕家長給學生“開小灶”，只能進一步加劇家長的焦慮情緒。

熊丙奇也認為堵不如疏，從嚴監管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同時也應認真考慮學生、家長的現實需求。比如，有些學生考試成績不理想，自主學習能力較差，想利用假期進行學科輔導，這種需求具有合理性。對此，建議由教育部門、學校和社區攜手，面向此類學生，提供公益性的學科知識輔導，引導學生家長減少校外學科類培訓的需求。

建立多元化評價體系

采訪中記者注意到，在各非學科類培訓中，體育類培訓的受歡迎程度尤為突出，幾乎每位給孩子報課外培訓班的家長都會至少報一項體育類培訓班。在被問及原因時，家長們幾乎都提到了一個理由，那就是體育成績在中考成績中的占比在不斷提升。

“這是家長最真實的內心寫照，也是當前應試教育下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熊丙奇一直在關注“雙減”政策，在他看來，“雙減”能否真正落到實處，根源還是要啃下中高考改革這塊“硬骨頭”。

“當前，我國中高考仍沿用考試分數、排名評價來錄取學生，基礎教育由此存在唯分數論、唯升學論問題。”熊丙奇擔心，在不改革中高考制度的背景下，推進減負措施，可能會陷入升學看分數、名次，減負要求不看重分數、名次的悖論。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為克服唯分數的傾向，“雙減”意見要求考試成績呈現實行等級制。據北京市朝陽區某中學教師賈斌透露，今年1月結束的期末考試中，家長不再能知道學生的具體分數，而是用ABCD的等級區間來劃分，老師也被要求不能告知具體分數。

“對此，初一、初二年級的家長比較理解，但初三年級家長詢問具體分數的很多。”有家長就向賈斌直言，中考成績仍是體現在具體分數上，差幾分就可能上不了心儀的學校，而等級制成績的同一區間可能相差十幾分，家長難以知曉學生具體的學習情況。

在熊丙奇看來，如果繼續沿用單一的考試分數、排名錄取學生，基礎教育很難擺脫應試傾向，這種狀況下，學生的學業負擔難以真正減輕，家長的焦慮也不會真正消失，應進一步推進中高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化評價體系。

儲朝暉對此表示認同，他補充指出，還應逐步實現學校之間教育資源的均衡，消除學校之間的等級差別。同時，要多措并舉提升職業教育吸引力，構建多元化成才渠道。